于赓哲梁丽古典医学的西学镜像

作者简介：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近现代中国古典医学的阐释与古典医学的本来面貌之间有一定差异。在西学东渐和科学主义深入人心背景下，即便是古典医学的拥护者也在不自觉中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如此的思维模式：在对西医强大压力进行反弹的时候，传统医界实际上是在照着西医的样式反复阐明自身的“科学性”，在站到西医对面的同时也成为其映像。对待所谓迷信问题时除了有简单的回避之外还有从心理学等角度出发所做的“科学解释”，讨论者即便意见完全相左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以西医为标准衡量古典医学。民众心目中“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观念一方面是对西医快速疗效的承认，一方面是对中医价值的重新阐释。近百余年来国人对于中国古代手术的重新审视也可以反映这样的问题，面对西学的侵迫，中医界不仅有迎合或回避，也有信心的重建，一旦其中有与近代医学理念相契合的个案，往往就成为中国传统医学成就的象征和骄傲。由不相信其真实性到骄傲弘扬，国人近二千年来对待华佗外科手术的态度是一个典型例证。在医学分科、药典问题上也可看到西学影响的痕迹，无论是强调中国分科之古老，还是强调《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其实都在有意无意以西学为衡量标准，并且“套用”了西学的观念。

丁福保《历代医学书目序》有云：“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这个过程中古典医学本来面貌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今人对于古典医学的理解实际上是以西学为视角重新包装、阐释的结果，传统医学界在这种对象化了的镜像关系中认同、模塑自身。本文阐述的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国人对中国古典医学的重新审视和阐释，在西学强大压力下，即便是古典医学的拥护者也在不自觉中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了如此的思维模式：在对西医强大压力进行反弹的时候，传统医界实际上是在照着西医的样式反复阐明自身的“科学性”，在站到西医对面的同时也成为其映像（Abbildung），从而反证了西医的统治力。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全社会对“科学”宗教般的崇拜更使得传统医界不得不对自己与“科学”不一致的地方做出“科学”的解释（国人对科学的绝对崇拜比西人更甚）。而实际上古典医学自有其发展逻辑，“对镜贴花黄”终究不是真面目。本文将结合几个具体问题，并结合学界研究成果来阐发对社会有关古典医学整体观念的研究，尤其在对西学反弹的过程中，寻找到一根主线，即西学镜像问题。

一

我们首先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古典医学的“迷信”问题，不可讳言的是中国古典医学从未与巫术彻底分离，孔德（AComte）总结人类认识有三个历史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科学阶段，在中国古典医学领域其实只完成了前两个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以《黄帝内经》确定阴阳五行基础医学理论为标志），而后一个阶段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西学强加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在“科学”强大的辐射力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两个倾向：一是简单的否定和回避，二是将巫术疗法问题归结为心理治疗。两种倾向的背后动机都是在向“科学”靠拢。前者割裂自身非科学部分，后者阐释自己非科学部分的科学涵义。

传统医史界一些人讳言医巫不分的历史，而反对中医者更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早期医学史专门著作（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等）对此尚有客观论述，但到了－年代，随着唯物主义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传统医界更热切盼望摆脱这段历史，例如《圣济总录》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版本将原书中将近七万字的咒禁术资料删除，再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年版《千金翼方》虽然保留了《禁经》内容，但是在《内容提要》中特地提醒读者：“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书中有一些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正确对待。”而这样的提示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出版界的惯例，不仅是医学，在古代农学、天文学等著作的现代版本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提示。

一直到年代才逐渐重新开始出现对咒禁、祝由的系统研究。而研究者也多数将阐释咒禁、祝由的心理慰籍作用（即科学性成分）作为研究主旨，为此廖育群指出：“况禁疗法作为古代医学的一部分，亦同样是在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被利用的力’去实现治疗的目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只有当选择的‘外力’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力’，并确实能够作用于对象物体时，才能形成医学的技艺;如果选择的‘外力’或转移途径为虚幻时，即形成巫术的治疗方法。”因此他反对将咒禁术看作是古代版的“心理治疗”，认为咒禁术一开始针对的就是疾病本身，而非通过心理作用治疗疾病。这种逻辑的基础是巫术是伪科学，但是却是在探索事物的客观规律，并认为人力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即各种法术）影响、干预这些规律，从而使巫术更加接近“科学”，丹皮尔（W．C．Dampier）说：“巫术对宗教的关系和对科学的关系如何，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无论这三者的实在关系如何，巫术好象终归是宗教与科学的摇篮。”詹·乔·弗雷泽（JamesGeorgeFrazer）的态度更为坚决：“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交感巫术是以其地道、纯粹的形式出现，它就认定：在自然界，一个事件总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接着另一事件发生，并不需要任何神灵或人的干预。这样一来，它的基本概念就与现代科学的基本概念相一致了。……它们（指巫术与科学）都认定自然的运转过程是固定不变的，既不可能用说服和哀求，也不可能用威胁和恐吓来稍加改变。”这里中国的医史研究者难免产生疑问：咒禁、祝由术怎么解释？难道它们不是靠威胁、恐吓某些致病鬼祟来达到治疗效果吗？弗雷泽对此也有解释：“巫术和科学都当然地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是取决于机械进行者的不变的法则。不同的是，这种认识在巫术是暗含的，而在科学却毫不隐讳。尽管巫术也确实经常和神灵打交道，它们正是宗教所假定的具有人格的神灵，但只要它按其正常的形式进行。它对待神灵的方式实际上就合它对待无生物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是强迫或压制这些神灵，而不是象宗教那样去取悦或讨好它们。因此，巫术断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对象，无论是人或神，最终总是从属于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适当的仪式和咒语来巧妙地操纵这种力量，它就能够继续利用它。”古典医学就是如此，它的指导思想和手段从来都是形而上学的产物，这里面已经孕育着科学的萌芽，即通过人力探索并影响事物客观规律，哪一部分是巫术、哪一部分是“科学的”完全是现代人的分割。人为割裂古典医学与巫术的关系，或者一再强调巫术疗法中的“科学性”实际上都是徒劳无益的，古典医学脱胎于巫术，也从未打算与巫术分离，更多的是一种并行状态。古人焉知今人对于“科学”的定义？

如果研究者对于一些巫术疗法的逐渐淘汰感到兴奋，那他们应该看到——还有同样多的物理、化学疗法被淘汰，古人沙汰某项疗法，绝非根基于其科学与否，而是纯粹出于疗效，对于某项巫术疗法的质疑只是针对该疗法本身，古人并不会将其上升到针对所有的巫术疗法。坚持认为古典医学自身有医巫分离能力的学者常喜欢引用扁鹊对于“信巫不信医”的指责，但是他们逻辑的出发点仍然是扁鹊嘴中的“医”就是我们今人所理解的“医”，其实扁鹊之后的医身上仍然兼有很多巫术的残余，没有外来文化的刺激是难以摆脱的。所谓巫术疗法中的科学性成分并不足以满足对中医“科学化”的装饰，因为它与科学的暗合无非是经验积累的产物，从未上升到科学实证主义那种以范畴、定理、定律归纳总结现实世界各种现象本质规律的层面。传统医学的医巫分离问题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讨论者即便意见完全相左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以西医为标准衡量古典医学。

二

中西医的标、本问题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所谓“中医治本，西医治标”，亦即说西医有急救之效，而中医则注重根本，以追求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为目的，从而根除病根。殊不知这又是在西医的压迫下所产生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阴阳平衡是哲学指导，适用于各种学科。古典医学所强调的阴阳平衡不过是顺从这种世界观，而非刻意强调的特色。

所谓标、本原本就是古典医学的概念，《东垣先生试效方》卷一：

“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此脏腑之标本也。又五脏六腑在内为本，各脏腑之经络在外为标，此脏腑经络之标本也。更人身之脏腑、阴阳、气血、经络，各有标本也。以病论之，先受病为本，后传流病为标。”

此处的标与本实际上是有机的整体，可以说在无西医进入之前，古典医学标本兼治，从未专以治本相标榜，《素问·至真要大论篇》：

“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

所以古典医学药物有大、小、缓、急、奇、偶之分，治标还是治本，在古典医学时代无非是治病的不同环节而已，《东垣先生试效方》卷一：

“凡治病者，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若先治其标，后治其本，邪气滋甚，其病益畜。若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虽病有十数证，皆去矣。”所以治标、治本可视病情轻重缓急分别实施，同卷：“治主以缓，缓则治其本。……治客以急，急则治其标。”

以《儒门事亲》、《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很多医书也专门列有“急方”和“缓方”，多数情况下两者分别对应“标”与“本”。故标本之说原本是古典医学内部的事情，其内部原本就有些医人有只治标不治本的缺陷，李东垣《兰室秘藏》卷上：

“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

张景岳《景岳全书》卷三《论时医》：

“时医治病，但知察标，不知察本，且常以标本借口，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岂知《内经》必求其本之意，故但见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缓也？孰当急也？孰为今日之当急？孰为明日之更当急也？缓急既不知，则每致彼此误认，尚何标本为言乎！”

如此则与西医分擅胜场完全是中医学界的“防御”手段，盖因中药在调理、将养方面确有心得经验，故专力于此，将“治标”一名“转让”给了西医。

与此类似的还有另一个社会观念，即所谓西医擅长治急病，中医擅长治慢性病，这个观念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西医自然不会承认这一点，按照西医看来，中国古典医学的慢性病和“治愈”定义与西医不同，并较少有对疗效的全程跟踪，所谓治愈的判断并未根植于检验观察和数据依据。而西医对慢性病也有很多应对手段，例如外科手术等。实际上这种说法和标本之说一样完全是清代以来古典医学面对西医之后产生的说法，《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九九《中西医学异同考》：

“抑缠绵久疾，中医所长;危急暴病，西医所长。何也？久病宜和剂，王道不贵乎近功。新病当急攻，金石可期其速效。是中西医理各有所长也。”

西医初入中国时给民众带来的震撼之一就是其疗效之速，尤其是外科手术和化学药物的立竿见影，使得古典医学的疗效速度相形见绌，中医学界开始回避疗效缓急问题，转而强调中医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疗效。的确，在调理和追求平衡方面中医确有经验。也就是说中医基本退出了“急效”这块阵地，起码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是如此。

但考诸史籍我们会发现，古典医学原本也以急效神速为贵，葛洪有《肘后救卒方》（《肘后备急方》），“卒”即通“猝”，以急救标榜。氏著《抱朴子内篇》卷一五《杂应》叙述了他撰写《肘后》的初衷：

“（前代医书）余究而观之，殊多不备，诸急病其尚未尽，又浑漫杂错，无其条贯，有所寻按，不即可得，……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叁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闲，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

唐张文仲著有《随身备急方》，北宋校正医书局版本《千金方》改名《备急千金药方》，亦以救“急病”为旨。敦煌S．《备急单验药方卷》亦有“备急”二字，且其中的一句话值得